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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论是宪法具体化，还是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从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命题推导便可自足，又何须作出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而徒增论证负担？对从宪法作为最高法推导宪法具体化进行批评，比对从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进行批评，更具有针对性，也更有意义。

如果我们长期限于常识的舒适区而自鸣得意，不思进取，则有可能损害真理。然而，陈文给出的宪法具体化与实在法命题无关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

如前所述，通过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修正，我们大致得出宪法是最高法和公法的实在法命题。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承认规则和变更规则的关系如此，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关系也是这样。这一预设既牵强附会，又显得有些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其也通过语义和逻辑分析展开了对宪法具体化的初步反省，指出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在逻辑方面的错误。

宪法中的某些规范，特别是自由权规范，并不必然需要具体化。一方面，其通过对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内涵解析，完成了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竖起批驳的靶子。[64]它是一种不成文的政治行为规范，其作用基础或者约束力是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违反政治惯例的行为将受到人们的谴责并可能招致一定的政治后果，但不具有司法上的可适用性，违反宪法惯例并不构成违宪，也就不可能引起违宪审查。

宪法渊源是一个与权威和形式有关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实质和内容有关的范畴，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非学理的范畴。也可以说，法的渊源为司法裁判提供了裁判依据，而其他材料至多只能只能成为裁判理由。所以，在考察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时，不能从法律的内容与宪法的相似性来作出判断，而应当从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及法律的程序和效力来判断两者的关系。[6]另一种观点将宪法渊源视为一国主权范围内现实的具有宪法法律效力的各种法现象，即现实宪法的存在方式。

但法官没有法律义务运用特定的裁判理由进行说理，他只会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或有说服力的那些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论证不需要运用实质理由，而是说裁判者通常只能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的权威框架内去追求正确的裁判结论。

另一方面，法的认知渊源并不是法，但却可依托于法而成为有效的裁判依据。它们既可以合一，也可能分离。[46]例如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17页。关键词:  宪法渊源 法理论 合宪性判断 效力渊源 认知渊源 导言 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建立、成熟与完善，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一个是方法论。

它是一个与权威和形式有关的范畴，而非与实质和内容有关的范畴，因而有别于宪法部门。所以有学者将宪法规范视为普通法律裁判中的裁判理由。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以，在对涉及民族事务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判断的时候，审查者或解释者就可以将相关的民族风俗习惯作为合宪性判断依据的内容来源。

因此，党的政策已被宪法文本间接认可为中国宪法的认知渊源。[32]前者被称为内部证成，后者被称为外部证成（Jezy Wróblewski, Legal Decision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H. Hubien (Hg.), Le Raisonnement Juridique, Akten des Weltkongress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rüssel 1971, S.412.)? [33]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Dordrecht [u.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 p.313-315. [34]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

[3]法理论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基本法律概念（对此参见雷磊：《法理论及其对部门法学的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27]这种理论尽管大体可以自圆其说，但不具备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内法规体系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个子体系之一，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规范基础。（二）法的渊源的类型 在逻辑上，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两层意思，即裁判依据的效力来源于哪里，以及它的内容来源于哪里。制度性权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立法条款。[10]王广辉主编：《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法的渊源指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在法律论证中发挥着权威理由的角色。这里并没有保持划分标准的统一，因而造成了困惑。

它们本身不是宪法，但却可以成为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内容来源。如我国《立法法》第104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赋予最高司法机关解释制定法的权力。

此时，佐证就具有实质理由的性质。因此，它反映的是一种尊重宪法位阶的法伦理原则。

[19]参见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法官正是根据第10条的授权，才在出现法律（制定法）漏洞时去寻找该习惯作为裁判依据。

而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它既包括法的效力渊源，又包括法的认知渊源，后者须获得前者认可并与之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根据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将一国现行有效的全部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法律部门所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就是法律体系。[28] 在法的适用视角下，法源学说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官在进行裁判发现时必须适用哪些条款，并根据其来源对这些条款进行体系化。

因此，通过指明某个规范命题的来源，法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证立这个规范命题本身在内容上的正确性，法官也无需这样做。[57]参见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据此，宪法渊源指的是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来源。[25] 从上述讨论现状可知，宪法学者们尽管存在主流见解，但却没有去探讨一个更深层的根源性问题：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宪法渊源包括哪些规范材料？与此相关的是：宪法渊源与宪法究竟是何关系？正因为对于此问题认识的模糊或潜在不一致，使得宪法学界在宪法渊源的主题上分歧较大。

[14]例如参见莫纪宏：《宪法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例如，有学者单列了宪法性文件作为宪法渊源之一。

它认为，法源理论的研究重心在于为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基础提供理论证成，并将法的渊源与其他影响裁判的因素区分开来。[22]参见上官丕亮、陆永胜、朱中一：《宪法学：原理与应用》，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在笔者看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更多在于第三种情形，也就是讨论僵局。这就相当于授权法官对习惯进行审查。

至于其余所谓的渊源，要么压根与宪法渊源无关，要么至多能成为合宪性判断活动中的实质理由。因此，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在法学理论中获得对法源的清晰认知。

依照该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政策。这相当于已经间接认可了全国人大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国务院核准的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具有宪法认知渊源的地位。

[20]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雷磊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